<table id="9u1j1"><ruby id="9u1j1"></ruby></table>

        1. 求解“雙碳”之路的十個難題

          責任編輯:于石

          2021年9月2日,北京,節能環保中心“零碳一身輕,有碳路難行,碳中和,像計較體重一樣,計較自己的碳排放”公益廣告。視覺中國 | 圖

          每一盞用風電點亮的路燈,每一款印有碳標簽的飲料,每一輛用電池驅動的網約車,每一場無需往來奔波的線上會議,就像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的微火,悄悄提醒人們,“碳”經濟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2020年9月,中國明確提出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目標,兩年的時光過去了,“碳”話題已出圈,“雙碳”的內涵、蘊含的機遇與挑戰開始被慢慢理解,但也還有很多未知待解。

          參照國際經驗,中國當下提出雙碳目標是不是為時過早?全國各地發展階段不同,實現碳中和可有先后?“富煤、缺油、少氣”的資源稟賦下,雙碳之路和能源安全如何協同?雙碳之路上,生活成本會更高嗎?

          聚焦“碳”話題下的國際背景、地方路線、能源轉型、技術創新和民生就業,我們提出十個熱門問題,邀請業內學者熱議。

          受訪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柴麒敏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

          林伯強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潘家華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袁家海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華北電力大學新能源電力與低碳發展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智庫)副主任

          張九天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綠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碳中和專業委員會主任

          周大地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

          鄒娟 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華區能源轉型業務主席

          宏觀經濟看雙碳

          放眼國際,發達國家碳達峰,多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場需求減少,碳排放量增速的自然回落。碳達峰時,人均GDP一般在2萬-2.5萬美元,如美國彼時人均GDP已達到六萬多美元,歐盟的一些國家達到四五萬美元,日韓也超過三萬美元。而中國2021年的人均GDP剛剛達到1.2萬美元,為何在這個階段就提出雙碳目標?

          歐盟通過的碳關稅,亦稱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也可謂“碳壁壘”,初始覆蓋行業僅為電力、鋼鐵、水泥、鋁、化肥五個行業,并設置了過渡期,過渡期結束后,歐盟將進一步考慮是否擴大行業范圍。這將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

          1.全球范圍看,發達國家大部分都是自然達峰,中國提出雙碳目標有哪些條件作為支撐?

          潘家華: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有的甚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啟動之前就已經達峰。但是整體來看,發達國家的碳達峰進程,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高位平臺波動期,多峰凸起,而不是線性單峰。例如美國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處于碳排放高位,但直到2005年后,才進入波動下降的階段。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碳達峰,可能不是單一峰,而是多峰,不必因出現排放波動而強行關停,損害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但我們要盡量壓低峰值、縮短高位平臺期。

          但雙碳目標的提出是基于一個時間段而非一個時間點的條件。2010年,政府文件還沒有提出“低碳經濟”這個詞,因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還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能源結構又是以煤炭為主導,談低碳是奢侈的。2020年提出“碳中和”,最主要的動力是我們有了顛覆性的技術突破。

          現有的技術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改良性技術,可以提高能效,比如煤電技術改良,從亞臨界、超臨界到超超臨界,碳排放從450克/度電下降到270克/度電。第二類是顛覆性技術,例如光伏發電成本在10年間下降了近90%。

          除了硬技術之外,軟技術也很重要,也就是制度剛性的規范和引導。中國很早就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文明建設、改善大氣環境質量客觀上要求我們把碳排放最高的煤炭消耗降下來。而且,中國已經進入中上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零碳發展是機遇所在,也是對氣候風險的化解,碳達峰屬于全球要協力推進落實的巴黎協定目標,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國家,國際共識也形成一種外在的倒逼動因,對中國實現碳達峰目標有推動作用。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多重目標、多重約束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中國需要統籌處理好發展和減排、降碳和安全、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場、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多維度關系。

          2.綠色產業全球競爭加劇,尤其是氫能、儲能、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等領域的爭奪已白熱化。歐盟設立了碳邊境條件機制,未來“碳壁壘”是否會沖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

          鄒娟:CBAM確實會對國際貿易尤其是高碳產品出口大國造成影響,在國際政策談判中議價能力有限的小型經濟體也可能會遭遇風險。

          我們預計,“十四五”后期,碳排放配額價格將持續上升,以歐盟的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為例,預計上升到100元/噸-200元/噸。一方面,部分歐盟跨國企業可能會重新衡量在國外設廠的綜合成本,調節工廠分布和業務布局,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影響到我們的企業;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需加快轉型,支持發展低碳技術和數字經濟,密切關注和抵御碳關稅等“碳壁壘”對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帶來進一步的沖擊,實現穩增長。

          張九天:碳達峰碳中和已經成為全球的廣泛共識,目前已作出碳中和承諾的國家覆蓋了全球2/3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圍繞雙碳的科技與產業創新是未來全球競爭高地,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掘未來全球碳中和進程中的產業機遇。

          對中國而言,雙碳戰略能夠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以汽車產業為例,跟歐美日韓相比,中國的內燃機技術和燃油車競爭力弱,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低,但在雙碳目標下,國內汽車行業低碳轉型,電氣化成為重要方向,電動車鋰電池等技術不斷積累,得到廣泛認可。隨著5G、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融入電動車領域,未來應用場景會更加豐富。我們應該抓住窗口期,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把低碳技術和新能源汽車盡快出口到需要的市場中去。

          當前,低碳已在國際貿易規則中逐漸成為重要因素,未來可能會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甚至改變國際貿易的格局。低碳要素納入貿易規則應該要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避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

          雙碳之路的地區差異

          縱覽國內各地,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差異大,大多數地區都處于碳達峰的路上,有些已公開承諾要率先達峰。如北京市提出“十四五”期間碳排放要穩中有降;上海明確提出2025年前實現碳達峰;江蘇、福建、廣東、天津、海南、青海和西藏也都提出了率先達峰?!?060”的共同目標下,各地如何分階段抵達、協同發展?

          3.中國各地差異較大,各地的雙碳路線圖有何差異?可能存在一套適應各地的指標體系嗎?

          柴麒敏:地方分解目標的方法依據的往往是歷史指標,而碳中和目標要考慮到未來近四十年的發展,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所以不管用哪種指標體系,都容易存在不足,對一些地區不公平。因此要有創新的思路,避免簡單層層分解。

          地方制定雙碳目標不能做成數學題,現在有些地方就是簡單算一算各項數據,預測一下未來經濟和能耗增速,再考慮下能源結構,大數上框一框,往往不精準。2010年以來,中國不少試點城市正式提出過在2020年前及2025年前碳達峰的目標,但現在看來都在根據新形勢做新的調整,應該考慮“回頭看”。

          地方目標的分解落實機制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自上而下要堅持全國“一盤棋”,應按照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大體分為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以及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這三類來梯次有序推動如期實現碳達峰。

          自下而上要堅持系統思維,考慮地方除了控碳降碳之外的其他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實現多目標決策,要精準施策,比如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要給予一定的排放空間以供發展;地方轉型中可能帶來的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工人失業等社會問題,要有公正轉型的政策保障;能源轉型中短期內可能出現供需矛盾等,要做好預警和應對。

          總之,變革就會有利益調整,要做到新的生產關系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吧稀迸c“下”要充分溝通和協調,因為頂層設計聚焦宏觀共性問題,可能無法考慮到地方的實際,而地方有時著眼微觀工作,一些全局性問題又很難考慮周全。

          另一方面,除了規劃目標的分解和落實,還要靈活運用激勵約束政策,比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貨幣支持工具以及市場機制,降低全社會減排的成本和風險。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周期,要多做激勵的“加法”,謹慎做約束的“減法”,踩剎車也要用“點剎”而不是“急剎”。

          4.雙碳之路上,如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差距?

          潘家華:中國每年進口約7億噸原油,花費約2萬億人民幣,這一數字占GDP的2%,財政收入的10%,要實現零碳經濟,必須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是雙碳目標提出的最主要背景。

          化石能源只是在有化石能源儲量的地方,地下有油有煤才可以開采,但是零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跟化石能源不一樣,零碳能源哪都有風,哪兒都有光,而且每家每戶都可以有自己的光,所以每家每戶都可以利用太陽光伏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成為一個零碳單元或零碳經濟體。而且風光、水儲能有很長的產業鏈,資本累積率相對很低,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惠及普通老百姓,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而言,實現碳中和必須依靠區域協同,自掃門前雪是不現實的。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巨無霸城市,已經沒有空間可以搞可再生能源,它們實現碳達峰沒有任何問題,但沒有實現碳中和的條件,而中國的西部地區,西北、西南有豐富的水能、生物質能。

          簡言之,西部在中國區域協調低碳發展中承擔著產業轉移及西電東送的雙重功能,需要放大并強化其作用,將西北定位為可再生能源電力基地及智能化重型產業基地,將西南水電豐富區域定位為高耗能信息產業基地及可再生能源電力調峰基地;分區域、分步走建設近零碳城市,在西部積極推動100%可再生能源電力城市建設,在東部、中部試點100%新能源城市建設,完善并積極采用“基于自然的近零碳城市解決方案”;在人口向大都市、城市群轉移的大背景下,打破傳統的“融合式+集中式”城市及產業布局模式,降低近零碳城市的建設難度。

          雙碳背景下的能源安全

          發達國家的能源構成中,煤炭占比日益縮小,煤電廠拆除退出情況普遍。而中國的傳統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煤電裝機占全球一半以上,煤電系統非常年輕且有效。俄烏沖突爆發之后,大宗能源商品價格波動劇烈,歐盟委員會提出“RE Power EU”方案,欲與俄羅斯天然氣“脫鉤”。中國的煤炭產業結構如何優化,能源安全如何保障,是常議常新的話題。

          5.中國油氣主要依靠進口,目前的能源結構主要依賴化石能源,如何理解雙碳背景下的能源安全,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是矛盾的嗎?

          周大地:能源安全可簡單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保障能源供應,平穩有序,不要今天停電、明天停水、后天停氣;另一方面是保障能源經濟性,要保證能源用得起,有新聞報道西方很多國家油價和電價上漲后,民眾只好少開空調、暖氣。

          國際形勢影響能源價格波動,中國在應對這次波動時要打一場綜合戰。首先要認識到能源價格上漲會使傳統的加工貿易利潤下降。對于這一問題,從長遠看還是要追求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最后,還是要堅持推進能源低碳化,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獲得更多的主動權。

          雖然在能源轉型的過渡階段,可能存在階段性能源供應緊張等問題,但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并不是矛盾的,不能因為電燈可能會斷電,就捧著煤油燈不敢開電燈,只要把電燈搞得越來越好就是了。風電、光伏、水電、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是非壟斷型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和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

          6.目前中國煤電機組平均在役年限僅12年,而發達國家普遍達到40年以上。實現“碳中和”是否意味著大量煤電資產提前“擱淺”?如何認識煤電的作用?

          袁家海:作為減碳主力的電力行業,必然要更早達峰?,F在的思路是通過煤電轉型,發揮容量和靈活服務價值,而不是簡單的快速淘汰。實際上,和“十三五”相比,“十四五”對煤電機組措辭不再那么強硬,不是簡單的直接關停,而是凸顯了煤電機組的應急備用功能。

          因此,核心問題是要營造積極的政策機制和市場環境,讓這些存量的煤電機組能夠實現價值最大化,在少發電時提供靈活服務,在需要發電時平穩高效運轉,在緊急情況時可以開到最大負荷,不至于出現拉閘限電。

          國內用電需求、煤炭消費還在持續增長,表面原因是經濟社會需求上漲帶動,究其根源則是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對需求變化的敏感表現,在非化石能源增量不足以支撐新增用能需求之前,煤炭消費量會隨著用能需求的增長而增長。若大量煤電資產提前“擱淺”,將給現在的電力供應保障帶來壓力,不利于民生和經濟發展。

          過去四五年間,煤電行業平均虧損率在50%-60%,但是煤電資產對于民生來說很重要,應獲得合理的補償,讓其“活下去”。補償形式可以是一筆直接的備用費,也可以是根據本息、折舊、運行成本和發電量計算出來的容量補償。

          林伯強:提前“擱淺”、拆除退出并不合適?,F階段需要立足煤炭,需要認識到龐大煤電機組能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可靠性助力能源清潔轉型。

          首先,煤電機組要進行靈活性改造,逐漸下調利用小時數,給可再生能源留出空間。發電小時數下降后,為了維持發電機組穩定運行,要進行技術改造。等風電和光伏大規模接入電網時,煤電只是作為能源供應安全的保障以應對突發事件和極端氣候。我們做過預計,到2060年碳中和之前,風電和光伏大概能占中國能源結構的65%-70%。

          其次,在這個過程中,煤電廠的收入會隨之減少,煤電退役除了固定成本歸零,還需要投入拆遷費用以及其他職工安置再就業等成本,這個就是煤電的“退役預期”。如果“煤電+CCUS”技術經濟性評估納入煤電“退役預期”,僅包含發電的變動成本和CCUS改造配置成本,其成本競爭力相對于“風電光伏+儲能”模式會大大提高。因此,需要開始布局CCUS技術的規?;l展,以期在大比例風電光伏并網的背景下,降低對儲能系統的需求和壓力,以較低的成本支持經濟增長和實現碳中和目標,實現對煤電裝機和煤炭資源的有效利用。

          此外,煤電轉型的核心問題還是煤價與電價聯動,只有這兩者之間可以聯動,轉型才能公平。所以政府應盡快完善煤價與電價可以比較順暢聯動的價格制度設計。

          7.碳中和后,我們還需要化石能源嗎?煤化工企業的未來在哪里?

          林伯強: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依然是中國的主體能源。所以我們不僅依然需要化石能源,而且需要建設一個清潔高效堅強穩定的能源系統,兼顧能源安全與產業鏈競爭力,降低油氣等戰略性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國際能源市場波動的影響。

          煤化工企業也依然會存在,但是這些企業要投入人員和資金至碳中和的技術革新,降低碳排放和碳捕獲的成本,提高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同時,政府也需要承擔一部分的責任以維持社會穩定,避免大規模下崗潮,用市場化補償、政策性引導等方式促進煤炭行業公平的綠色轉型。

          展望未來,氫能是未來新能源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業與建筑等高碳排放部門將會有廣闊的應用前景,有助于實現深度脫碳。目前氫能利用尚處于初級狀態,產量小而且主要用作工業原料,例如石油煉制、合成甲醇等。氫能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最終核心技術水平將決定產業鏈整體發展的質量和成本競爭力,政府和企業需要加大關鍵環節的研發投入,提高產業鏈整體的技術水平。

          雙碳與普通人

          雙碳話題已經出圈。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無論是否被充分理解,投資、挖人、訂單……紛至沓來。亂象也接踵而來,生態環境部于2022年3月通報了數據造假、核查不規范等案例。碳標簽、碳普惠……通往“3060”的減碳之路,既依賴能源經濟的轉型變革,也關乎衣食住行。雙碳和公眾有怎樣的關系,是增加消費成本,還是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8.實現雙碳目標會不會帶來能源價格上漲,進一步影響到消費品和老百姓的錢袋子?

          周大地:根據我們的研究,雖然短期來看能源價格可能會有波動,但從長期來看,當可再生能源真正替代了化石能源后,能源價格會下降。

          一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化石能源的資源總量都是有限的,隨著使用量增加,邊際成本將逐漸上升。而太陽能、風能是豐富且免費的,技術不斷進步,未來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成本會繼續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資源分布不均和相對壟斷性,能源價格并不總是合理的利潤價格,而往往是消費方的最大支付能力價格。例如2021年的煤炭價格遠超開采成本,石油的價格可以在20美元/桶-100多美元/桶之間波動。而可再生能源分布相對均衡,且沒人可以壟斷它們,市場價格會更加合理。

          關于老百姓的錢袋子,舉個例子,中國北方地區,過去農民家里一邊燒著煤,一邊漏著風,屋里不僅不暖和,用煤量還很多,一個冬天能燒幾噸煤。實行煤改電等清潔取暖改造后,短期內居民的取暖成本上升了,但從長期來看,建筑節能改造等手段讓取暖成本下降了,目前北方的一些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項目里,采暖用能僅是使用化石能源的20%。

          9.雙碳目標影響深遠,有哪些產業、技術和行業值得年輕人關注?

          鄒娟:綠色產業或者說可持續發展行業融入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所以不論是在傳統行業還是新興產業,年輕人都有很多大展身手的機會。

          最直觀的,儲能、鋰電池或者是新能源行業增長態勢不錯,那么整個生態系統都會存在很多的發展機會,包括光伏等產業都考慮立足中國、服務全球市場,所以也相應會需要很多人才。

          能源轉型的產業鏈和生態里有很多活躍的投資熱點,比如綠證、碳排放權CCER、綠色證券、微型電網、分布式小型項目、技術改造升級。

          間接來看,以年輕人經常接觸的快消品行業為例,特別關注轉型升級,在產品綠色采購、包裝、設計等領域,要求融入綠色供應鏈、可持續發展的要素,面對消費者有更不一樣的賣點,同時公司ESG(環境、社會和治理)這三個領域也會涌現出來一批工作機會,比如說ESG的評級評價、外部咨詢、宣傳培訓等。

          10.如何看待碳捕捉、地球工程等科技的應用前景?我們能依賴技術進步一勞永逸解決氣候問題嗎?

          柴麒敏:高質量實現碳中和,又不影響經濟增長、不降低目前的生活品質,科技創新幾乎是唯一的路徑。但是碳捕捉、地球工程就是實現碳中和的“兜底技術”,但這類技術創新屬于末端處理,與源頭創新要相互補充。目前,這類技術成本較高,很多還處在示范階段,沒有走完全生命周期,也應該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

          技術創新跟政策激勵直接相關,2005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補貼政策造就了風電、光伏產業的快速發展,2009年以來新能源汽車補貼、雙積分交易等政策也推動了電動汽車市場占有率的快速擴張。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的技術也需要一定的扶持政策,特別是在重大技術的研發、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如國外采取的45Q政策。

          技術創新往往是諸多因素疊加推動的,比如基礎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商業環境、產業政策、財稅機制等,不能“一勞永逸”,需要持續“賽跑”,技術進步背后是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

          歡迎分享、點贊與留言。本作品的版權為南方周末或相關著作權人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即為侵權。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
          久久青青亚洲无码AV黑人
                <table id="9u1j1"><ruby id="9u1j1"></rub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