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金砌就七寶樓臺

文史學者艾俊川。 （豐智慧/圖）

曾國藩把學問分為四類：義理之學、詞章之學、經濟之學和考據之學。對于這四種學問的定義，曾國藩解釋說：“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紦畬W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p>

曾國藩的說法應是本自姚鼐，不過姚鼐只把學問分為三大類：義理、詞章和考據。此后段玉裁在《戴東原集序》中轉述其師的話時，也談到了這三類學問，不過將“考據”改為了“考核”。想來曾國藩是綜合這些說法，再加上他的理解，增加了經濟之學，這里所說的“經濟”與今日的理解略有差異，此指儒家所講求的事功，正因他有這樣的概念，所以才能在危機時刻挽狂瀾于既倒。但曾國藩并不認為，經濟之學可以涵蓋一切，他仍然以書生本色，將此學與另三學并列，可見無論是三分法，還是四分法，都不缺少考據之學。

何為考據之學，前人之述備矣。我看到最簡潔的一種解釋是將三者與真、善、美相對應，考據求真，義理求善，詞章求美。在整個中國傳統學術史上，唯有清學以考據學為主體，做這種學問需要原原本本，樸實無華，故又有“樸學”之稱。為此樸學家們大多是皓首窮經，他們的研究成果質勝于量，正如顧炎武所言：“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后，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p>

顧炎武乃乾嘉學派的奠基人，他將考據之學比喻成采銅于山。常人皆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敷演成文，在顧炎武看來，不過是收舊錢廢銅予以重新鑄造，而采銅于山則是挖礦，其難度遠比前者要大得多，故有人問他的《日知錄》近來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