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國首例原告勝訴的性騷擾案——“武漢市女教師何某訴上司盛某性騷擾案”就曾使用被告的品格證據。 在中國的性騷擾司法實踐里，曾經有過運用間接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嘗試。不過，在絕大多數性騷擾訴訟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證據，否則就以“證據不足”駁回起訴或者判決敗訴。

“如果說憲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立法法就是‘助產法’，生出很多健康活潑的孩子?！? 設區市的立法權限原本被限定在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3個領域，這次修法新增了“基層治理”。但多位人大代表已經提出“基層治理”這個概念比較籠統。 2015年設區市剛獲得立法權時，各地立法實踐十分積極，而近些年，地方立法意愿沒那么強，“甚至有點謹慎”。 （本文首發于2023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廈門海事法院院長夏先鵬：由相關部門牽頭， 構建多層次養老服務供給機制。對市場不能解決的，由政府兜底。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孫憲忠：有針對性改善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壓縮財政赤字、穩定物價、穩定百姓期待。 中豪律師集團董事局主席袁小彬：個人破產制度應主要考慮個人在當地形成穩定的工作、生活和財產關系，與其相關的財產登記、社會保障等信息已基本完善等因素。

近5年，廣東法院審結環境資源一審案件6.1萬件，其中環境公益訴訟案件922件，堅持“懲處與引導、賠償與修復、監督與支持”并重。

過去五年，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較輕的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比如，起訴“醉駕”150萬人，上升1倍；起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從2018年的137人上升至2022年的13萬人。

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司法保護環境資源手段，在環境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方面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能忽視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里，“人死債不賴”“父債子償”這樣的傳統償債文化影響很大，文化觀念還需要轉變，從行政管理上要將破產企業和正常企業同等對待。 數字化本身不是目的，用好司法大數據這座“富礦”作為提升司法質效、加強司法監督、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才是關鍵。